2020年4月，总书记走进陕西安康视察，安康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弘扬安康国宝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正当时。国宝“鎏金铜蚕”出土处安康市石泉县，国宝“独孤信印”出土处安康市旬阳市、国家一级文物“安康胡人陶俑”出土安康汉滨区建民镇，西周时期“史密簋”出土于安康。多年来，安康抢抓历史机遇、内聚人心、外树形象、繁荣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均取得了世人的关注，这些历史文化国宝已成为安康对外开放的一张张亮丽金字名片，不容忽视。

一、出土于安康市石泉县的国宝鎏金铜蚕

西汉鎏金铜蚕为西汉的文物，1984年在陕西石泉县前池河出土，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汉鎏金铜蚕通长5.6厘米，胸围1.9厘米，胸高1.8厘米，重0.01千克。全身首尾共计九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呈老熟蚕昂首吐丝状，颈背部刻出形凸线纹，腰背部横刻两道凸纹，尾部向背部翘起，腹部素面无纹，刻工精致，胸足、腹足、尾足完整无损，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侧面跟腹部因刮削稍有剥蚀。

 

1984年，西汉鎏金铜蚕为谭家乡的村民谭福全在石泉县前池河河道里挖沙、淘金时发现  。1985年，西汉鎏金铜蚕发现者谭福全将鎏金铜蚕无偿捐献给了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汉鎏金铜蚕出土于石泉县池河镇谭家湾遗址，其坐落于池河东岸一级台地，南邻洪河，西为池河，北有汉王城，遗址保护区总面积337亩。1984年在此出土的鎏金铜蚕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与郭家坝遗址、万家堡遗址共同构成子午古道南段驿站遗址，于2008年被公布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堆积厚约3米以上，地面散见大量残砖、瓦砾、瓦当及其他器物残片，出土剑、驽机、镞等铜兵器文物，属城邑遗址。西汉鎏金铜蚕先为红铜铸造，后施以鎏金工艺，鎏金为一种在金属表面涂金的加工工艺，将金箔融化于汞，再涂于蚕表面，加热后汞会蒸发掉，金贴于蚕之上 。西汉鎏金铜蚕雄浑大气、线条简练朴素，强调整体的状态和形象，造型轮廓抓住了蚕眠或者是它吃桑叶时候那种形态，头部昂起，身体曲线很自然，无过多的一些细节描写，工艺细腻，为汉代典型造型艺术形象 。西汉鎏金铜蚕可能是陪葬品，寓意重生，也可能作为蚕种的代表，活动举行时，希望当年养蚕收成会顺利 。

西汉鎏金铜蚕是中国国内首次发现的鎏金蚕，它的发现说明了石泉地区在汉代的养蚕活动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其为蚕桑、养蚕在汉代整个生产现状和丝绸之路的重要象征和实物见证，同时也体现了丝绸在中国古代中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一个了解当时蚕的真实的生产的地点，且将陕西石泉县这一养蚕圣地的历史推前到汉代。

古代丝绸织物及残片，博物馆内均有收藏，西汉鎏金铜蚕为研究中国蚕桑丝织的历史及汉代鎏金工艺的发展状况，均提供了实物资料  ，反映了陕南桑蚕业的状况，属国家一级文物 。

二、出土于安康市旬阳市的国宝“独孤信印”

这枚印章是由26个大小不一的正方形和三角形组成的多面体，其中14个正方形印面上刻着规范的楷书阴文。印章由煤精刻制而成，煤精也称煤玉，是褐煤的一种变种，以低等植物为主，也有部分高等植物遗体组成的腐殖腐泥混合煤。而这枚印章的主人是西魏八柱国之一、鲜卑族上层人物独孤信，原名独孤如愿。

印文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公文用印，如“大都督印”、“大司马印”、“柱国之印”、“令”、“密”等；上书用印，如“臣信上疏”、“臣信上章”等；书简用印，如“独孤信白书”、“信启事”等。多面体印章使得这位身兼数职的独孤信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独孤信不仅自身战功赫赫，他的女儿也很有名。他有7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明帝，成为周明敬后；七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是历史上以嫉妒著称的隋文献后；四女儿嫁给了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因此他作了连续三个朝代的国丈或太上国丈，所以人们戏称他为“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不过正因为有此渊源，所以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身上都流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

因此大唐盛世吸纳各方精髓、接受异族文化就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这也成为隋唐两代社会开放、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一。然而还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枚印是一名学生在陕西省安康市旬阳人宋青放学路上在汉江边游玩时捡到的，据说1981年，宋青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发现了这枚印章，当时的印章还被黄土包着，就露出了其中的一两个面，上面隐约可看到几个字，年仅13岁的宋青以为里面镶嵌着金属，将其洗干净拿回家。然后经常带到学校去和小伙伴一起玩。

后来宋青的老师裴少强知道了这件事后，告诉宋青这可能是件文物，最好是交给文化馆保管。于是，宋青就将东西交给了文化馆，最开始的时候这枚印章被保管在县博物馆，直到1990年7月被调到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集中保管。

如此传奇的古物件不得不让人对西魏时期产生兴趣，而且研究隋和初唐史，有必要对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发端——西魏八柱国有所了解。

单独介绍西魏的史书较少，也必须结合那个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整体学习，作为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的学习入门书，《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既不失为一部分量沉重的专门学术著作，同时也能满足广大普通魏晋南北朝历史爱好者的阅读需求。其清通简要的特点，决定了其既能阳春白雪，亦能下里巴人，使学习与研究兼得。

《北魏史》这本书叙述了北魏从建立到衰亡的全过程。内容包括：拓跋魏国家的创建和疆土的扩展、北魏中期的社会改革与进步、北魏王朝的崩溃与灭亡，最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三、出土于安康市汉滨区的国宝安康胡人陶俑

1982年11月的一天，安康汉江北岸长岭的一位农民在修建房子时发现了一座古墓，出土一百多件南朝陪葬物品，陶俑占了很大比例，分别有部曲、徒附、侍从、伎乐、仪仗等，泥塑烧制而成，做工细腻，造型别致，情态各具，当之无愧于陕西地区迄今发现最具代表性的南朝陶俑群。这组陶俑群中有两件格外突兀，深目阔嘴高鼻，着瓜皮帽，高盘圆领直筒衫，喇叭裤，它们就是正陈列在安康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里的胡人俑。

古时候，我们汉人把生活在北方和西部地区的民族称之为"胡"或胡人。以胡人形象用泥土烧制出来的偶人，被考古学家称为胡人俑或胡俑。

安康地处秦巴腹地，怎么会有胡人俑出土呢？胡人又来自那里呢？他们来这里究竟干什么呢？

这一切还得从丝路说起。早在秦汉时期，纵横驰骋于河西走廊和漠北草原地区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不时越过黄河河套掠夺于汉地。公元前138年，城固人张骞应募出使西域，寻找抗击匈奴的盟友大月氏，历经千辛万苦，虽然没有实现出发时的战略意图，却发现了一个文化习俗迥异的世界，将中原的丝绸茶叶带到了西域，我们生活中从此开始有了胡床、胡琴、胡萝卜、西瓜、葡萄。东西方的使者、征人、僧侣、财富追梦者开始奔走于此，一条断续绵延在地中海沿岸到中原的草原之路就这样连接了起来，被后世称之为丝绸之路。

唐代是丝路最为繁盛的时期。唐王朝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保证丝路古道畅通和繁荣，“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中原的丝绸、陶瓷、茶叶沿着丝绸之路迅速向外传播。大量胡人使者、留学生、商贾、酒家胡、卖艺者来到中原定居下来，甚至还可以入朝为官，一时长安城中胡人多达十万之众。行走在唐都长安街头，不同肤色、不同装饰的异域朋友不时与你擦肩而过，甚至远在非洲的黑人也不鲜见。他们为长安、洛阳两京带来了异域风情，“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胡姬紧腰细袖，翻领胡装，足登小皮靴，朱唇赭颊，一颦一笑都成了唐代女子的追求。收藏在博物馆里骆驼牵马胡商俑、胡琴琵琶乐师俑、胡腾舞俑、马背“弯弓射大雕”家兵俑真实反映了丝路旅途胡人生活。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博物院驻足参观的胡人俑、黑人俑便是这个时期经典佳作。

这些胡商会不会为了寻找丝茶货源来到安康呢？《隋书.儒林传》中记载，何妥“西城（今安康）人，其父细胡。擅长做生意，南朝梁时在成都经商，为西州大贾，后家居郫县。”今天的安康就是当时西城。

1985年安康紫阳宦姑乡出土了一组五块北朝时期伎乐舞铜带板，应该是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带面雕有胡人弹琵琶、吹笙、击鼓、舞蹈图案，伎乐身着束腿紧身衣，帛带飘逸。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刻有胡人伎乐纹饰的铜带具。

无独有偶，在安康还出土了一些西域文物中，其中青瓷模印乐舞长沙窑瓷壶尤为珍贵，青瓷褐斑，口微敞，鼓腹溜肩，执鋬短流，肩部两侧有方形系。系下模印贴花唐代盛极一时“胡腾舞”，流下为挥剑舞者纵马图，当时专门为外销而烧制，是胡人商人贵族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

安康地处秦岭巴山地区，子午道和汉江黄金水道在这里形成成十字交汇，汇聚南来北往的商旅，不断将丝路向前延伸。这里自古“黄壤沃衍、柞槲成林”，是优质的丝绸、茶叶的原产地，胡商往来长安、安康，贸丝贩茶，便成了子午道上当时一道靓丽景观。欣赏着这些异国风情的胡俑，遥想丝路戈壁茫茫，驼铃孤寂，追梦人的脚步却从来没有停歇过。今天，站在秦岭之巅，俯瞰脚下的这片沃土，一列列满载的“长安号”班列风驰在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上，连接起东西文明互联、互通、互鉴的桥梁。

四、出土于安康市汉滨区的无价之宝“史密簋”

史密簋（西周）安康市关庙乡出土 现藏于安康博物馆

青铜簋内底部铸有铭文铭文93字，字迹清晰，记述西周时期师俗和史密将帅同受周王之命进行东征之事。口沿及圈足部分有些残破。

据安康市文联主席，曾任安康博物馆馆长李启良介绍：这件宝物的发现、保护过程，在陕西的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中非常具有典型性。文物资源的丰富，也造成了一些保护工作颇费周折。

1987年冬天，李启良在一位同事家看到纸片上用钢笔描摹的篆字，发现其中好多字的笔画很像钟鼎文，询问得知摹写的是一件青铜器上的文字，器物就在安康，流落在民间。从未听说安康曾经出土过有这么多铭文的青铜器，李启良让同事尽快追寻宝物，但线索中断。

时隔不到一年，1988年10月份，李启良收到省文物局转来的一封信，大意是安康关庙早阳乡，有一位农民持有一件带着许多文字的青铜器，因写信人地址不详，要求安康博物馆尽快派人去查看。李启良判断和他前一年所见的摹本有关。

早阳乡政府证实该乡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得知此人不在家。博物馆工作者联系上他的父亲，与他讲明情况，他同意让儿子过两天到博物馆见面。过了几天，这位青年农民来到李启良办公室，谈话中，他说东西很多专家看过，绝非一般古物。谈了很长时间，约定第二天到青年的舅舅周老汉家看看东西。

第二天，李启良和同事在周老汉家看到这件器物。这是一件底座残损的青铜簋，内底部铸有铭文，持有者曾用砂纸将铭文部位作了轻度打磨，字迹基本清晰，口沿及圈足部分有些残破。这件器物是青年从一位村民那里买的。李启良给青年做工作希望他把这件器物交给国家。随后，李启良了解文物发现情况，最早发现此文物的村民说，铜器是几年前他的女儿回娘家来帮忙做农活，在土里挖出来的，掏出泥土一看像是个帽子，认为是古代头盔，没什么用处，就放在门前做喂鸡的盆子。后来，这件铜器被有关部门收回。经过专家考证，铜器共有铭文93字，记述西周时期师俗和史密将帅同受周王之命进行东征之事。这篇铭文，不仅为研究西周王朝与南夷及东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也弥补了史籍关于这次重要战役的缺载。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看了相关资料后，将这件铜器定名为史密簋（guǐ）。它曾被陕西历史博物馆借展多年，吴镇烽、张懋镕和李学勤教授先后撰写了论文十多篇，为研究周代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如今，史密簋陈列在安康博物馆，他破损的缺口，像是一个微笑，不知疲倦的迎接着每一位游客！

 1984 年安康市石泉县农民谭福全意外发现，唤醒了一段沉睡在这片土地上的悠久历史，他的不经意的发现让中华民族复兴古老丝绸之路的伟大物证“鎏金铜蚕”横空出世。当年他借了50元路费严严实实包裹着鎏金铜蚕搭班车赶往西安，当时家里穷的揭不开锅的情况下，将这个宝贝捐献给了陕西历史博物馆，这难道不是爱国精神吗？1991年冬，“独孤信印”的发现者宋清是个学生，发掘出信印后毅然决然交给了当地文化馆，分文未取，这些无私奉献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大力弘扬献宝者的奉献精神是新时代的强烈呼唤和责任担当。

 “鎏金铜蚕”、“独孤信印”、“安康胡人陶俑”都是代表中国安康的文化符号，是一种追求，一种向往，是历史文化的追溯和历史的延伸，为此她们的价值越来越突显，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关心，其中效应继续在放大，受到广大人们的追捧，几件宝贝都是发现人无私捐献给了国家，这是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国宝“鎏金铜蚕”、“独孤信印”发现人与献宝者后人，他们每个人从上小学、中学、甚至工作，走向社会，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奋斗，尤其是捐出的国宝鎏金铜蚕体现了西汉时期中国先民们的鎏金技术已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独孤信印”是多面体印章，由煤精石刻制而成，它共有26个印面，由18个正方形，8个三角形构成组印。印章的主人独孤信，祖籍云中县，鲜卑族。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北周明帝（长女）、隋文帝杨坚（七女）和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李昞（四女）。此印集多印于一体，印文为公文用印（6面）、上书用印（4面），书信用印（4面）三种用途，在我国现有出土文物中是首次发现。

 2019年6月，国宝“独孤信印”成为全国高考考题，2019年11月,国宝“鎏金铜蚕”成为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考题”，这些足以说明从安康出土发掘的国宝在中国人民心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非常难得，这些无疑都可以说是一种精湛、一种艺术、一种美感，无疑是中华民族工匠精神的集中体现。

  献宝人家人纷纷表示希望各级层面把无私献宝的精神通过大中小学校的研学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宣传推广，让更多的文物国宝背后的感人故事激励一代又一代，将中华传统历史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通过弘扬安康“四件国宝”文化，让安康经济、社会驶入了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通过新闻媒体对安康四件“宝贝”的宣传报道，开发创意四宝文创产品，发掘国宝背后无私奉献精神与文化传承。

“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

  “安康有福、处处是宝”，如今中国安康正以大手笔奋力弹拨着安康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劲琴弦，向外界展示着安康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让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安康、关注安康、倾情安康，共同安康、平安顺利、幸福安康。（卢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