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书法)毕沅:一代宗师,著述等身
2015-07-17 1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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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沅在陕西境内,闻甘肃有事即能悉心调度,事事妥协,实属可嘉。——乾隆皇帝弘历

    稍懂清代历史的陕西人,大都对毕沅先生并不陌生。毕沅曾是秦地行政军事长官,“抚陕”40多年:“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毕沅尝奏朝廷:“足民之要,农田为上。关右大川,如泾、渭、灞、浐、沣、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汭诸水,流长源远,若能就近疏引,筑堰开渠,以时蓄泄,自无水旱之虞。”这是从陕西实际出发,经过“三分调查,七分研究”得出的结论,“寸关尺”号得极准,药方开得极对。毕沅不仅是官僚,还是历史文化名家。他的《续资治通鉴》影响很大。他的墨宝,在今天的陕西旅游景点还有很多,当然赝品更多,真的假的都卖得欢。
    毕沅(1730~1797),字湘蘅,号秋帆,清休宁闵口下毕村人,寄籍江苏镇洋县(今太仓县)。乾隆二十五年(1760)状元。历任内阁中书、翰林院修撰、侍读、左庶子、陕西巡抚等职,官至湖广总督。位居地方军政要职数十年,在救灾抚恤、稳定边关等方面有一定功绩。


    才子全靠慈母教
    毕沅母亲张藻可不是普通人,乃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杭州西陵桥边“西泠诗社”著名女诗人。多年后,长安才女王筠不爱红妆爱武装,22岁创作《繁华梦》剧本2卷25折,塑造出一个少女梦见变成男人,不仅有胡须、喉结,其他一件也不少,然后像花木兰一样出征守卫边关的故事,正是经过这位老太太题诗卷首,出资刊印,才得以流传。
    话说毕沅6岁时,母亲教毕沅读《诗经》、《离骚》,稍长,送百里之外苏州灵岩山下木渎镇,拜著名学者沈德潜和“乾嘉”考据学派之一“吴派”奠基人惠栋为师。毕沅作官陕西,母寄54句270言《训子诗》,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
    名师出高徒。从学沈德潜和惠栋两位大师级人物,毕沅乡试后直接供职内阁,撰写谕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毕沅在京城就近参加会试。三场过后,能否荣获状元,还要看殿试。殿试前夜,毕沅本与同僚,也是竞争者诸重光、童凤三当值,但诸、童央求毕沅代劳,他们回家准备。是夜,陕甘总督黄廷桂关于新疆屯田问题奏折上报,毕沅详加研读,代皇上思考对策。翌日,按照惯例,皇帝直接从御桌上择取最为当务者作为试题,即“新疆屯田问题”。其他考生一头雾水,只有毕沅心中有底,答得十分顺手,对策更为管用。乾隆皇帝阅卷后龙颜大悦,擢毕沅为一甲第一名(状元),诸重光为一甲第二名(榜眼),童凤三为二甲第六名。当诸、童二人得知毕沅那夜事情,差点后悔死了。

    后来,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270言《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特将室名称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毕沅中状元后供职翰林院,仕途进入一个新阶段。10年后,毕沅出任陕西按察使,再任陕西布政使。这期间,他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到任之初,陕西遭遇春季大旱和夏季黄河、渭河、洛河泛滥,他实事求是报告朝廷,开仓放粮,使老百姓渡过难关;二是开垦荒地,搞好水利建设,使“关中八水”发挥最大效益。经济一俟好转,毕沅立即着手文化建设,提出促进陕西文化大繁荣大发展重大举措,奉祀文、武、成、康四王,整修西安碑林、华岳庙、司马迁祠、杜甫祠、苏轼祠,重建西安灞桥、修葺西安城墙。他又花费巨资,收集散落民间的汉唐碑碣,汇集于西安圣庙,这就是今天著名的“西安碑林”。短短几年时间,陕西文化与科教、经济实现“三峰并峙”,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三强一富一美”。


    母亲去世后,乾隆皇帝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遂将自己书房名作“经训堂”。
    老母去世后,按照惯例,毕沅辞职例行“三年守丧”。翌年陕西“巡抚”缺员,皇帝特诏:“毕沅在陕西任职很有成绩,守丧快一年了,特命署理陕西巡抚。这事仅仅针对他一人,下不为例。”此等信任,历史上罕见。回陕后,甘肃发生暴乱,毕沅会同“西安将军”伍尔泰率兵镇压,事平论功,乾隆皇帝特赏一品顶戴。几年后,甘肃一些州县谎报灾情事泄,这次,毕沅处理问题却不地道,“有负皇恩”:罚甘肃白银5万两,留之陕西。御史钱澧奏劾,言毕沅犯罪与“冒赈”等同,乾隆皇帝降毕沅一品官为三品官。
代人值班忠厚得福.


    在军机处任职的时候,毕沅与同事诸重光、童凤三等人都是举人身份。为了有个更好的前程,他们三人都参加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礼部会试。考试结束后,他们照常回到军机处办理公务。会试发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该轮到诸重光值夜班,但诸重光急于打听考试的结果,就毫不客气地对毕沅说:“今天夜班还须请你代劳。”毕沅不解,便问:“为什么呢?”诸重光提高嗓门说:“问题明摆着的,要中状元书法必须过关。我的书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还有殿试夺魁的希望,得早做准备。你的书法属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难道还想去夺一甲前三名吗?”毕沅尽管心里也非常想乘空探听一下消息,但觉得诸重光的分析不无道理,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傍晚值班时,接到陕甘总督黄廷桂一份有关新疆屯田的奏折,毕沅闲坐无事,便饶有兴致地将这篇奏折反复看了几遍,其内容已是烂熟于心。第二天会试发榜,毕沅与诸重光、童凤三均中贡士。数日之后,他们一起去参加殿试。当时新疆初定,乾隆皇帝准备在那里搞屯田,于是亲自出了与新疆屯田有关的“策问”题。对此,一般士子半天摸不着边,可毕沅因心中有底,答得特别顺手,写得格外详实得体,很得主考官们的好评,只因书法稍差,初拟名次时,仅排在第四位。乾隆皇帝阅读前十名贡士卷时,发现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满意,读到第四名毕沅的卷子时,觉得颇对胃口,大加赞赏,便亲自改为第一甲第一名,而书法颇佳的浙江余姚人诸重光却屈居第二位。人们都说,毕沅中状元是忠厚得福。

    一代宗师,爱才尤笃
    毕沅作为一代宗师,“爱才尤笃,人有一技之长,必驰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一时名儒,多招至幕府。”据载,后来的著名学者章学诚、孙星衍、洪亮吉、段玉裁等皆受知门下。诗人黄景仁才气骏发,笔力矫健,但脾气怪癖,狷狂寡谐,不愿当官,又不善理财,生活贫寒潦倒,毕沅读到黄诗“一家俱在秋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后,立即派人送去白银50两。诗人汪中与毕沅本不相识,某日上门递一纸条,写明住处,转身便走。纸条上写:“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派人送去白银500两。在陕期间,毕沅曾访寺院,与老僧谈兴甚浓,笑问:“您是高僧,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对方反唇相讥:“您是大儒,一部《四书》,不知有多少个‘之乎者也’?”二人大笑。事后毕沅筹银对寺院整修一新。

   

    毕沅学问,经史、文字、金石、地理、历史无所不通。他最佩服宋代苏轼,每年阴历十二月十九日为苏轼举办生日晚会,将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画苏轼肖像悬挂中堂,请艺人萧笛演奏自作的“迎神”、“送神”曲,再率幕僚、门生,冠戴整齐拜谒苏轼遗像。祭拜完毕,设宴款待来宾,即席赋诗唱和。每次,都是毕沅先唱一首,他人奉和,据说累至千人,传为文坛盛事。
    毕沅不喜金钱,嗜好古玩。60大寿那年,放言移风易俗,礼品不收。陕西长安县令派仆人送来古砖20方,篆纹斑驳,古色古香。毕沅看后大喜,说:“我有通告在先,寿礼一概不收。你家老爷留意古物,足见不是凡夫俗吏。此礼甚雅,权且收之,请回去代致谢忱。”这个仆人是个老实疙瘩,实情禀告:“我家老爷为给大人庆寿,无物可敬,特地找来工匠,亲自监督在衙署制造此砖,敬献大人。今蒙赏收,荣幸至极。”并将制作过程一一状之,毛坯如何上色,再如何使颜色剥落,如何速生苔藓之诀和盘托出。闹了半天,原是赝品,毕沅方知上当,尴尬之余,一笑了之。不过,毕沅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收藏家,府中好东西据说车载斗量,名士多游其门,以睹为快。

    礼贤下士著述等身
    毕沅性情儒雅和易,爱才若渴,身边常名士云集。当时的著名诗人黄景仁由于不愿当官,又不知理财,生活贫寒。一天,毕沅读到他“一家俱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诗句,马上派人送去银子50两。黄景仁病逝后,毕沅又出资抚养其老母,还为他整理出版诗集。祖籍歙县的著名文人汪中与毕沅没有见过面,有一次跑到毕沅的衙门,递给门卫一张小纸条,只说住在某某客店,转身便走。门卫将纸条呈送毕沅,只见纸条上写道:“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银500两。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毕沅有一次路过一座寺院,老僧出来热情招待,谈得十分投机,毕沅忽然开玩笑地问道:“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从容应道:“我一个破庙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维敏捷、谈吐风雅,于是捐银为寺里添置田产,还把寺院整修一新。


    由于毕沅如此礼贤下士,当时许多名士都乐意到他府中协助考订经史、编著书稿。他主持编写的著作有《传经表》、《经典文字辨正》、《老子道德经考异》、《夏小正考注》、《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三辅黄图》、《关中胜迹图志》、《中州金石记》、《西安府志》、《湖广通志》、《史籍考》、《续资治通鉴》等,还有校注《墨子》、《山海经》、《吕氏春秋》等。

    毕沅在抚陕期间,蹭勘了各州府、县治,调查了关中的名胜古迹状况,作了详细记录,计三十卷,六十余万字,并绘有地图,留下了《关中胜迹图志》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在他主持下,整修了西安碑林、华岳庙,翻修了史马迁祠,修缮了苏东坡祠,重建了西安灞桥等。他留下的著作还有其主编的《经训堂丛书》,所撰的有《灵岩山人诗集》、《灵岩山人文集》、《中州金石志》、《河间书画录》、《晋书地理志校注》、《山海经新校注》等。其中尤以《山海经校注》为生平得意之作,而《续资治通鉴》则记载了上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至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370)的中国历史,是后人评价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与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相衔接的编年体通史。

    毕沅从政之暇,辛勤笔耕,“虽官至极品,铅椠未曾去手”,终成学问大家。他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辑佚,编辑了很多对后世有价值的著作。撰《墨子集注》时,毕沅大胆向权威挑战,指明“诽墨”始于孟子,认为《墨子》作为一种古代典籍,“不可忽也”。同时,他还注疏有《道德经考异》、《晏子春秋注》、《吕氏春秋注》、《传经表》、《经典文字辨正》、《夏小正考注》、《关中胜迹图志》、《西安府志》、《湖广通志》、《史籍考》。毕沅治学严谨,极为注重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地理志新补正》、《地道记》、《太康三年地志》、《山海经新校注》等等,都是重要著作。在金石学上,毕沅的《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直到今天还是大学考古专业的教科书。

 

 


    毕沅一生学问,最得意者莫过于《续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一部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的编年史杰作,宋代以后,所续者甚众,其中南宋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明代有薛应旗、王宗沐各自所著《宋元资治通鉴》,清代有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等等。以上书籍,虽称厚重,但问题也不少。乾隆中期,毕沅着手了这项浩瀚的伟大工程。他积20余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其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终成记述详明、文字简要的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共411年,220卷,200余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填补了我国编年体通史上的空白。《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展示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纠正了以往“详北宋略南宋”专著的偏颇,又增加了少数民族资料,确是一部大书。梁启超对之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传媒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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