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关中大儒,治学有方
2015-07-17 10: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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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从吾(1556—1627),字仲好,号少墟,明代陕西长安(今西安市长安区)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举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工部尚书等职,因上书批评万历皇帝,并且不与朝中腐朽势力同流合污,总受排挤,便辞官回到长安,万历三十七年(1609)创建关中书院,被誉为“关西夫子”。著有《冯少墟集》二十二卷,又有《元儒考略》、《冯子节要》及《古文辑选》,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冯从吾擅楷书,尤工行草书。草书千字文册,潇洒飞跃,得法怀素,又章草意农,功劲飘逸,书作存世不多,然而却有一定影响,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历史上陕西关中地区自北宋张载以来,形成一个理学派别,史称“关学”。关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反对坐而论道,空谈理论,主张身体力行,学以致用,其学风敦厚朴实。冯从吾先生是关学大师,但他心仪洛学,穷其一生心究洛学,与洛学大儒孟云浦、吕维祺、张抱初、王以悟、李缉敬等交往甚厚,在洛阳川上书院、芝泉书院、正学书院、依仁书院等多个书院登坛讲学,是豫西讲会的中坚人物,对明清洛学的中兴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从吾继承了北宋大儒张载所提倡的“学则多疑”的观点,而且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了“学、行、疑、思、恒”五字结合的治学方法。

 首先,他强调“学”与“行”应紧密结合。他说,天下之事,未有不学而能行者;同时又说,讲学原为躬行。他要求学生戒空谈,敦实行,只有后躬实行,切实专做,才是真学问。他还以学射箭为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学行合一的关系。他说:“学射者不操弓矢而谈射,非惟不能射,其所谈必无当。”

 

 其次,他认为在学习中“疑”与“思”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思就是思考、钻研,动脑子去想;疑就是疑问,即在学习中要提出问题,提示矛盾。他说:“思而疑,疑而思,辩之必欲其明,讲之必欲其透也。”意思是,思和疑是一个互为循环往复的学习提高过程,通过独立思考,认真辨析和讨论,知识就会融会贯通,疑惑释明;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一定会更加透彻、严谨。他认为“只要一息尚存,此疑不懈,九天九地何处不入。”意思是对待疑难的问题,一定要肯于吃苦,勤奋钻研,不攀登到知识的高峰决不罢休。

 再次,他强调学习必须有恒心,要孜孜不倦地坚持下去。只有如此,才能有所作为。 这五字结合的治学方法,符合人们治学的基本规律,至今仍可以作为我们读书学习的借鉴。

 

 冯从吾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宝庆寺讲学时,特意撰写仅108字的一篇短文名曰《谕俗》,全文是:“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因录旧对一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丙申秋,余偕诸同志讲学于宝庆寺,旬日一举,越数会,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咸来听讲,且先问所讲何事?余惧夫会约(指《宝庆寺学会约》)之难以解也,漫书此以示。”

  这是400多年来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宝库中最通俗而又最杰出的典籍之一。是冯从吾继承弘扬“关学”道统,献身教育事业,孜孜不倦以“提醒人心为己任”的讲学宗旨和纲领;也是冯从吾对我国儒家两千余年来古圣先贤讲经明道如何做人的目的,以最通俗语言文字进行的总结和概括。

 

  正如他在文章开首所写的那样:“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这是多么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地讲经论道的语言,不仅避免了千百年来学者们引经据典,反复考证教条式的繁琐讲学的弊端,使受业“士子”立即得到修身治学的要领,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农、工、商、贾,一听就懂,心领神会“咸来听讲”。还可以说是我国几千年来教育史上有关教学改革最佳最早经验总结的典范。很值得我们今天各级各类学校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借鉴。冯从吾曾向世人宣称“开天辟地在此讲学、旋转乾坤在此讲学、致君泽民在此讲学、拨乱反正在此讲学、扶正变邪在此讲学”,“在此”二字不是指讲学的地方,而是讲学的内容,即《谕俗》开首的“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话的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具体阐述。

   冯从吾主持的关中书院办得闻名遐迩,他的思想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魏忠贤的爪牙遍布全国。据《陕西通志·艺文志》载:“天下皆建生祠(魏忠贤),惟陕西独无。”就是由于陕西知识界坚持了冯从吾所教育的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结果。冯从吾居家从事学术著述的同时,也十分热衷于讲学。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借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 冯从吾的追随者很多,不久,听众竟达几千人,连明王朝的陕西地方官也来听讲。时人评其曰:出则真御史,直声震天下;退则名大儒,书怀一瓣香。

 

 

 宝庆寺地窄房小,难以做讲学施教长久之地。万历三十七年(1609),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从冯从吾的意愿,在宝庆寺东侧小悉(西)园拨地,筹建关中书院。

 关中书院初期占地数十亩,核心建筑为“允执堂”,进出六间,空间宏阔;青瓦红柱,肃穆庄严,是讲学集会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执厥中”之句。绕堂左右各筑大屋(教室)四楹,东西号房(宿舍)各六楹。堂前辟有半亩方塘,竖亭其中,砌石为桥;堂后置一假山,名曰“小华岳”。又栽槐、松、柏、梅各种名木,一时松风朗月,槐香荷语,“焕然成一大观”。

 

 

 三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亨于书院后部又建“斯道中天阁”,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经典。后世经不断修葺扩建,到晚清已具相当规模,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高等级学府。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月,慕名参加会讲的陕西布政使汪可受等人,见数千人挤在狭小的宝庆寺内不是办法,为冯从吾另择宝庆寺之东小悉园处,至此关中书院正式建立。之后,冯从吾延请了周淑远、龙遇奇、萧辉之等一些学富德高的关学名儒共执教席,他自己在此主讲近十年,制定了《学会约》、《关中士大夫会约》,撰有《关中书院记》。十余年间,四方从学者多达5000余人,西北各地甚至晋、豫、鄂、川等地士子“川至云集”,“讲坛之盛,旷绝今古”,成为全国闻名的学术传播中心和人才培养机构之一,享有“北方东林”之美誉。

 由于朝政腐败,天启六年(1626),关中书院同东林、江右、徽州等书院一起被拆毁。崇祯元年(1628)关中书院重新开办,为纪念冯从吾,书院由冯门弟子继掌其学。

 冯从吾历尽艰难曲折,惟对教书育人乐此不疲,孜孜不倦。他说讲学可以“发蓓击蒙,移风易俗”。这就是说,他把教育看成改造社会、发人才智、净化世风的重要途径。他还认为,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更需要讲学,以唤起人心,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安定天下。这说明他讲学还有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与魏忠贤之流继续进行斗争。为了达到讲学的目的,弘扬教化,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以后,他主持了关中书院,使这个书院成为正直人士评论国是、反对魏忠贤之辈的讲坛和学术活动中心,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著名学府,先后培养五千人之多。于是他声名大震,被人们誉为“关西夫子”。

 

 

  在几十年的教育活动中,冯从吾特别注意为师之道。他十分热爱作教师讲学这一职业,为官也讲,不作官也讲,走到那讲到那。“学之当讲,犹饥之当食,寒之当衣。”他把讲学看作穿衣吃饭一样,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作为教师,又非常注意陶冶情操,为人师表。他虽曾做过高官,但始终生活俭朴。当他七十寿诞时,学生们准备为他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他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我们怎能安然欢娱呢?”劝告学生不宜辅张办事。

    由于冯从吾特别重视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因而他很强调德育。他说“讲学就是讲德。”他在给学生讲课时,对古代直臣仁人的骨气节操,常表示钦佩不已。教育学生学知识,首先应学会做人,做堂堂正正、品格高尚的人。将聪明用于正路,愈聪明愈好,而学业更会有成就;否则将聪明用于邪路,则愈聪明愈坏,其学业会助长恶行。他之所以这样强调品德情操,是由于品德情操是原则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他认为只有秉公持正,一心为国,才称得上君子。他视朝中阉宦权奸为小人,自己宁可高官不做,厚禄不取,也决不与那些小人同流合污。所以他常教育学生要分清君子和小人,要分清大是大非;否则,“若要立中间,终为路人”,自己终将误入岐途。

   他还特别强调,做一个高尚的人,就要处理好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一切都要从国家的利益着想,个人利害得失、祸福荣辱统统算不了什么。他要求学生“无驰于功名”。不要追求个人的名和利。冯从吾这样教诲学生,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无论在朝在野,施教育人不遗余力;一直用高洁的人品节操给学生树立了榜样。他在七十寿辰时,写了一首诗《七十自寿》:“太华有青松,商山有紫芝。物且耐岁寒,人肯为时移?点检生平事,一步未敢亏。”这首诗就是他最好的人格写照。

    冯从吾大半生是在关中书院讲学度过的。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1621),冯从吾一度出任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官拜工部尚书。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权倾朝野,冯不屑与其交往。天启五年(1625)八月,魏忠贤的在陕党羽为迎合魏禁灭东林书院的旨意,派人捣毁关中书院,并将中天阁内供奉的先圣塑像拖出“掷之城隅”。冯从吾见自己呕心沥血经营多年的书院毁于一旦,悲愤成疾,第二年便去世了,终年72岁。

   冯从吾去世后,学者深为痛悼,集资在长安西门外修建了少墟书院,为他建祠、立碑、造像,以示敬仰。并刊印了他的文集以示纪念。

   崇祯二年(1629),毅宗降旨为冯从吾昭雪复官,追赠太子太保,赠一品文官诰,谥恭定,《附品题要言》曰:“不懈为德曰恭,守礼执义曰定。”还冯从吾先生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卢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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